互保贷款解决浙江民企危机

　　9月20日，浙江省东阳市法院发布公告称：浙江宗苏食品有限公司因无力清偿债务申请破产重整。据媒体报道，宗苏食品总的借贷有3亿多，其中银行贷款1.1亿元，民间存款1亿多元，高利贷1亿多元。

　　而在东阳当地还流传着一个版本，宗苏食品之所以破产，主要原因是向同行业或其他民企的贷款互保。仅在东阳当地三家企业互保就达4500万之多。宗苏的破产也直接影响到了另一火腿企业的生存危机。

　　风靡的互保

　　在浙江，企业间互保形式的借贷或担保早已是公开的秘密。自2006年年初到今年3月的6年时间里，互保贷款在浙江经历了一段堪称“狂飙突进”的飞速发展期。而随着互保贷款所牵涉的企业数量和资金规模屡攀新高，这一融资工具制度设计中的某些缺陷也被快速放大。一系列令人匪夷所思的互保乱象也随之出现。

　　2012年春节过后，浙江的企业老板陆续跑路留下的债务，与其他破产倒闭的企业一起，形成了庞大、复杂、盘根错节的互保圈危局。在很多专家看来，这些企业的互保，也引发了新一轮生死危机。

　　在温州市区以及经济实力位居温州地区次席的永嘉县，大量民营企业亦开始着手削减互保贷款的规模，或者干脆将互保圈“解体”。“原来是我们行业里四家企业一起组成互保圈，拿到了1.5亿元的贷款额度。但在贷款到期后，我们准备把互保贷款的额度降到6000万元。”一家当地服饰类企业董事长表示，“现在风险变数比较大，大家也不想相互拖累。”

　　“互保贷款，本来是企业之间自发组成互保圈，去向银行申请贷款。但在那一时期，经常出现的却是银行找上门来，要帮企业做互保贷款。而且银行为了能增加贷款规模，还不断引导企业主通过私人关系，多拉几家企业加入互保圈。”一位当地中型泵阀企业负责人表示。

　　温州当地一家资产规模6000万元、每年流水3000万元的企业就曾获得过一家浙江省内银行在互保贷款额度上的特殊照顾。“也是朋友要我帮忙去参加互保，结果银行给了我5000万元的额度。要知道，银行互保贷款的额度一般是不会超过企业流水的。”这家企业负责人表示。

　　对此，一位温州当地银行业人士透露了个中玄机：“相比于有实际抵押物的抵押贷款，互保贷款在风控上实际难度更大，但可变通的途径也多。比如，给各家参与互保的企业贷款额度，要参考企业个体的营收，但也可以依据互保圈整体资产实力来上调额度。”

　　这位内部人士还进一步指出，正是由于互保贷款存在上述一些风控上的漏洞，一些银行分支机构往往更乐于发放这类贷款，以便在不触及风控要求的情况下，加快业务规模的提升速度。

　　不仅如此，由于企业还可向不同的银行申请互保贷款，这更为一些资产规模有限的中小企业撬动巨额贷款提供便利。温州当地一家小型纽扣企业，以参加不同互保圈的方式，接连获得了11家银行的互保贷款。

　　或许正是互保贷款来得太容易，不少温州当地企业干脆将互保贷款投入到厂房改扩建或房地产等投资周期长、变现能力较差的领域之中。在2011年温州房价飙升之际，套取互保贷款投资房产，亦成为温州民营企业中的常见做法。

　　担保链“瘟疫”

　　这场以杭州、温州、绍兴为核心的担保链危机在继续蔓延。据官方统计，这种联保互保模式占浙江省企业融资总额的40%，民间估算，更占到70%。

　　这一场由企业之间的互保、联保引发的典型的债务危机，有人形容它“更像是一场瘟疫”，来势汹汹，防不胜防。

　　“瘟疫”之源来自一个叫天煜建设的公司。这家公司注册地在浙江东阳，注册资本8000余万元。2011年12月20日，其下属江苏分公司经理因涉嫌非法集资被法院立案，天煜建设全部账户和房产陆续被法院冻结查封。

　　2012年1月起，受天煜建设影响，为其互保、联保的多家企业开始遭遇银行收贷。之后，这场始于天煜建设的借贷危机因错综复杂的互保、联保关系不断传染、蔓延、辐射，引发了大面积的企业资金链危机。一份来自杭州家具行业的报告指出，收贷事件涉及中国银行(2.73,-0.02,-0.73%)、建设银行(4.14,-0.03,-0.72%)等23家银行，关联债务金额超100亿元，相关企业逾百家。

　　在这个以天煜建设为原点的互保危机圈上，处于一级圈内的是嘉逸集团和华洲集团，它们又各自成为更大的“传染源”形成不同的互保危机圈，一发不可收拾。

　　以华洲集团为原点的二级互保圈涉及5家企业包括荣事实业、高盛科技、浙江中业控股及下属关联公司、浙江正见集团建设有限公司。

　　以嘉逸集团为原点的二级担保圈包括六大集团，涉及企业超过30家，互保金额总计4.18亿元，其中三家是当地的大型龙头企业，总资产逾55亿元。

　　天煜建设在建设银行的1.4亿元贷款，其中9000万元由嘉逸集团与之互保。2012年1月，受天煜牵连，嘉逸集团共被8家银行收贷1.15亿元，顿时陷入困局。仅就天煜建设而言，它的贷款总额不算太高，大部分的贷款与嘉逸集团互保，直接所涉企业并不太多，它的破产本不足以引起大的危机，但它所点燃的嘉逸集团是一个重磅炸弹。

　　“对于我们集团来说，通过互保去大举借贷，再用贷款去进行大规模多元化投资，这条路我们不会轻易再走了。”一互保信贷危机幸存者曾表示。

　　温州市永嘉县金融办主任陈丐法曾对媒体说：“目前银行关于互保联保贷款的制度设计是有缺陷的，在现在的经济形势下，必须加快且稳妥地使民营企业互保圈‘脱钩’，否则后果无法想象。”

　　作为一种不需要实质抵押物就可获得大额贷款的融资工具，互保贷款不仅一直受到浙江民营企业的青睐，也一直是浙江省各家银行机构拓展信贷业务规模的利器。其在浙江对公信贷总量中所占比例，曾有金融监管部门人士估测可达40%。在民营经济尤为发达的温州，甚至还有估计称，互保联保类贷款可占到整个温州地区银行对公信贷的60%。

　　“瘟疫”阻击战

　　7月24日，在浙江省银监局的指导下，浙江省银行业协会制定了《浙江省银行业协会关于建立企业突发信贷风险会商帮扶工作机制的指导意见》，以应对浙江省部分大中型企业由于互保而面临银行抽贷押贷的严峻局面。

　　“不是我们这个地方不办，整个浙江现在新的互保贷款不容易办了，对参与互保企业的资质要求比较高。如果真的是需要贷款，最好还是考虑有实际抵押物的抵押贷款。”面对新的互保贷款申请，多家银行在温州的分支机构业务人员均给出类似回应。

　　温州一家泵阀企业上玉泵阀出现资金链危机的消息传出后，温州多家银行金融机构均对下属支行发放的与泵阀企业有关的贷款进行了全面清查，甚至有银行发出内部通知，全面暂停对泵阀企业新贷款的发放。“主要是把泵阀行业的互保贷款进行摸底。另外也对可能会被波及的或者可能出问题的企业单独筛出来，必要时就先下手收贷。”一位国有银行温州分行信贷部门人士证实。

　　与此同时，一些小贷公司也提高了给泵阀企业的借贷利率。永嘉政府也顶住压力挽救“危机”，在分析上玉和整个永嘉泵阀业基本的资产和信贷情况后，政府立即召集当地银行召开协调会，以说服银行暂停针对上玉的任何可能的收贷行动。

　　在当地政府的努力之下，各银行也同意对参与上玉互保圈的其他企业同样“慎重行事”，对涉及上玉的互保贷款中由5家互保企业获得的部分则按期清收，“绝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互保圈崩盘的提前收贷的举动”。

　　浙江省泵阀协会也积极展开串联，联系了近10家资金实力较强的泵阀企业作为“预备队”。一旦上玉互保圈遭遇全面崩盘或自行解体，这些“预备队”就会出面帮助上玉及5家互保企业获得担保贷款应急，以阻止互保危机进一步蔓延。

　　在进入资产变卖处置程序后，上玉也将互保贷款列为优先清偿对象。最终，上玉为“断腕求生”以及守住当地泵阀互保圈信任防线而付出的代价亦可谓惨重。仅在新厂房出售这一项上，上玉的转让价便与当时的市价存在近3000万元的落差。而在进行资产处置的两个多月时间里，上玉支付的额外利息支出，也达近2000万元。

　　如若回顾上玉危机的源起，则像陈丐法所言，可算是今年以来浙江各地民企遭遇互保危机的典型套路。而若追究危机的成因，则和银行业在浙江地区风控力度的调整以及企业对互保贷款大范围的“短贷长用”有着直接的关联。

　　“今年以来，多数银行都对贷款审批权进行了上收，对于互保贷款这种无抵押物贷款的审批权收紧尤其明显。原来可能温州分行自己就可以批互保贷款，但现在可能连在杭州的中心行都没有权限，而要全部经过上海分行审核，这就要严格多了。”一位股份制商业银行温州分行高管表示。

　　在经济高速增长期，这种以高风险容忍度换来业务量高成长的做法，尚可用“浙商整体信誉良好”、“不良贷款率极低”加以掩护。“而一旦宏观经济形势趋紧，银行整体风险容忍度降低，浙江各地存量巨大的贷款势必在风险控制的二次筛查中遭遇问题，随之而来的必然是银行大面积的抽贷行为。”这位资深人士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