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保公司老总高利贷生意经：天欲其亡必令其狂

　　担保公司老总高利贷生意经：天欲其亡必令其狂

　　[孙姐的公司赚两种钱，第一，公司有一块正儿八经的担保牌照;第二，公司也自己放息，其中不少借贷远超同期银行利率4倍，也就是高利贷]

　　孙姐，在东部沿海城市明里干着担保公司，暗里干着放钱赚息的生意。2012年，孙姐的资金“过山车”扶摇直上;但2014年，一个急转冲向谷底，她跑路了。

　　2012年末《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考虑买房，这需要花费近300万流动资金。谁知当本报记者把这个决定告诉孙姐时，她几乎笑掉大牙。“有钱人和一般人的思维真是不一样的。”这是“有钱人”孙姐的一句口头禅。

　　在孙姐那里，钱是用来生钱的。在她判断彼时已市场资金面从紧、房价上升空间有限时，她开始撺掇本报记者把钱交给她打理：“你把300万放这里，月息2%，每月15日你都会有6万块钱到账。”

　　能支付2%的月息，孙姐靠什么本事赚那么多钱?

　　孙姐的生意经

　　孙姐的公司赚两种钱。第一，公司有一块正儿八经的担保牌照，为一批贸易类企业的银行融资做担保，主要靠房产“二押”(余值抵押)模式做风控(银行一般不接受余值抵押)，明面上赚取3%～5%的担保费。第二，孙姐的公司也自己放息，其中不少借贷远超同期银行利率4倍，也就是高利贷。

　　孙姐的放息业务中，占相当比例的一块，是给企业客户的银行续贷做“过桥”。由于精准掌握着贷款银行(不少本就是担保公司的合作银行)是否对续贷进行批复的信息，因此这项业务风险小、收益大。

　　甚至，凭着和支行们的良好关系，她还可左右贷款放下来的时间，让银行人士帮忙拖延，以便她能赚到更多天的利息。

　　放息得有本金，孙姐的钱从哪里来?她有三条路径。

　　第一，靠保证金“抽头”，这种做法几乎是担保行业中公开的秘密。对一些获贷困难或是抵押物不足的企业客户，孙姐会要求对方将融资的20%～30%留下作为所谓的“保证金”，而其实是她雁过拔毛获得了一笔免费资金。

　　第二，靠民间融资，正如上述孙姐给本报记者的“理财”建议。这一路径下，孙姐的资金成本是月2分，放出的资金利息均高于月3分。当然，由于这种负债成本较高，所以孙姐并不欢迎长期资金。

　　第三，孙姐自己手头还掌握着若干贸易类壳公司，专门用来和担保客户们形成联互保模式在银行贷款(联互保+担保公司担保模式)。

　　“银行追着我放贷”

　　介绍完孙姐的“盈利模式”，回过头来说说她在当时的流动性情况。让本报记者把钱投给她，在2012年末说出这句话，孙姐可是一番美意。“你可别以为我缺资金，现在银行都追着我放贷，我们公司已经很少从民间集资了。”孙姐颇有几分为本报记者开了后门的意思，她的担保公司生意红火，不乏获取低成本资金机会。

　　在孙姐办公室，的确遇到过银行人士，拜访孙姐就为求她帮忙贷点款出去，因为行里信贷额度多出来，贷款放不出没业绩。

　　所谓“放不出”，实则“不敢放”。在孙姐所在城市，自2012年便出现了钢贸风险，此后蔓延到木材、水产等贸易企业，一众银行开始发风险提示，忙不迭收贷，对新增贷款暗中实施多个行业禁入政策。而这些，可都是银行从前消化大量信贷额度的地方。

　　现在回头想来，2012年是个值得玩味的年份。从接触到的银行基层业务情况来看，那时，旧有的放贷思路式微，曾经受宠的行业和一些诸如货押、连互保纯信用的贷款模式被证明高风险;然而，旧的破了新的却还没立，即便市场上一大批中小企业仍然缺钱，但银行们并没有创新出好的贷款模式来对接，除了一贯对抵押物的依赖，孙姐这样的民营担保公司增信，也算是一种上级行还能批得下来的模式。

　　银行还有额度、中小企业还有需求，只是大家都怕了。结构性失衡的局面下，路径依赖的支行长们需要孙姐。

　　一直到2013年，孙姐都是洋洋自得的。她的成功，也在于那些年她的职场进退跟着货币政策大势步步为营，每个选择都踩在时点上。

　　孙姐其人，和很多民间资金客不同，她是“正规军”出身：名校科班毕业就进入了国有大银行，从小跟班一路干到支行副行长;随后踏着货币大投放和城商行跨省经营招兵买马的节奏，孙姐跳槽去了一家小银行，在新东家明显灵活于大行的绩效薪酬和靠创利提“费用”的管理体系下，孙姐带在身上的存贷款关系户便是“摇钱树”。

　　城商行跨省经营，头几年的规模比拼和“对中小企业信贷支持”这事尤为重要;而跨省而来的它们，实际却缺乏和本地企业合作了解的根基。双重压力之下，诸如“三材”贸易类企业这样的融资额度大、利息上浮多、还肯配合银行“以贷转存”等的能快速提升业绩的业务，便成了法宝。孙姐做法也不出其外。

　　不过，她终究看得清，一旦货币政策收紧，玩着“十锅九盖”的企业必将原形毕露，资金链告急，而这个时候，还留在银行就要为自己的烂摊子收场，恰恰是民间金融机构能靠银企的危难发财。

　　更何况，干过两家银行、带出了一批手下的孙姐，有的是行业人脉关系。她的前下属也有升职和跳槽，渐渐的，她在当地多家银行都有一两间“合作支行”，和支行长关系相当铁。而这些，都反过来成了她经营担保公司的渠道资源。

　　于是，在短暂的离行审查以后，孙姐自2012年进入民间金融行业，一路如鱼得水。

　　“天欲其亡，必令其狂”

　　或许是一路顺风顺水让孙姐的金融嗅觉不再灵敏，她未料到在2012年还是银行们认可甚至依赖的民营担保模式，一年多以后也上了内部风险预警名单;或许是和几名支行长的关系太铁让孙姐掉以轻心，她未料到从总行一路布置下来的信贷政策转变会让她的计划不受控;或许是2013年手头资金一多头脑发热，孙姐开始了短贷长投的不归路。

　　天若欲其亡，必先令其狂。比违约风险更狰狞致命的往往是流动性风险。

　　2013年，孙姐的担保公司接连投出三个项目，有收烂尾楼，也有买公司股权等上市。本报记者曾问过她，资产端都是两三年里变不了现的项目，和负债端期限错配得太厉害怎么办。然而那时太多开放着的融资渠道让孙姐根本不愁资金，她天天愁的是到哪去找好项目能覆盖其负债成本还能赚大钱。

　　很少有人会在不下雨的时候带雨伞，就像孙姐很难在资金过多的时候想到银行会收水。

　　终于，从2013年底开始，在孙姐所在的城市，一大批担保公司代偿率直线上升，民营担保公司模式逐渐上了孙姐合作银行的内部黑名单。孙姐开始疲于与各家还对她留有授信的分管部门业务人士吃饭应酬，以求得到银行继续支持，但这一切都收效甚微。

　　有的银行也算是“老关系”了，授信额度还给孙姐保留着，但这就是个“空架子”，单笔业务也要上贷审会，贷审会已一般不再通过民营担保模式。孙姐如是告诉本报记者。

　　本报记者在去年下半年获取的一份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在孙姐所在的这一东部沿海城市，72家持证融资性担保公司还能正常经营的只剩30家左右，即只剩四成公司还“活着”。

　　孙姐“滑铁卢”

　　两件事情加速了孙姐“滑铁卢”时刻的到来。

　　第一，孙姐始料未及的是，她以为自己公司投了优质资产，能够加强银行对她的信心，但某家给了孙姐大额授信的合作银行的反馈却是加速收贷，因为孙姐挪用了信贷资金，这反而让银行慌。

　　第二，祸不单行的孙姐再遭违约风险。如上文所述，孙姐的担保公司做了大量房产“二押”业务，这看似低风险的业务模式真到检验时漏洞百出。

　　打个比方：假设贷款客户一套价值500万的房产抵押给银行，已经贷出400万;客户还需要100万融资，就把100万余值“二押”给孙姐。然而，这一当时看起来很安全的担保融资模式，眼下遇到的问题是，当客户出现坏账后，其一，客户必须先还清“一押”的银行欠款400万;其二，他可能发现房产不值500万，当时评估价是被高估的，房产只值450万;其三，即便不是三次流拍，拍卖的价格往往低于房产的市场价，很可能成交价只剩410万～420万了;其四，客户还需要支付银行贷款的罚息，加上拍卖费用、律师费用等各项开支，这样一来，剩下的10多万也可能耗尽。

　　“这还算是好的，更扯皮的情况是，客户的民间债主先来查封房产，或者客户转移了其他房产，称抵押的这套是他的‘唯一住房’，这样我们连主张追偿都很困难。”孙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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